第11章红唇绿嘴
一
乙亥岁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乡陪护。一日下午，忽听窗外大街上，传来一女子的号啕，众人皆愕然。少顷，号啕声从胡同里转过来，逼近我家院子，更加响亮骇人。我大姐惊道：“‘高参’来了！”
只见一个女人，仰着红彤彤的大脸，张着大嘴，哭嚎着进入我家院子，“大舅啊……俺的个亲舅啊……你怎么狠心撇下俺走了啊……”
我大姐恼怒地冲出去。父亲举起一只颤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别……别……别惹她啊……”
我大姐恼怒地说：“‘高参’，你这是唱的哪一齣？”
“高参”满脸的悲痛表情就像落在烧得通红的炉盖上的一滴水，欻的一声便消失了，随即换上了一副惊愕的表情，说：“不是说俺大舅‘老’了吗？”
“俺大好好的呢！”我大姐说。
“您看看您看看，这些该死的造谣分子，”她一边说着，一边闯进了我父亲的居室，看到我后，她的脸上出现了喜洋洋的表情，道，“表哥，您啥时回来的？”然后伸出手来——其实我们老家人见面，尤其是男女之间，并无握手的习惯，但把她的手晾在那儿也不妥当——我感到她的手又大又硬，力气很足，心中便莫名地对她生出一丝敬意。然后她又与我堂弟等人一一握手，这派头既不像个女人，也不像个农民，倒很像一位市里来的干部。最后，她俯身问躺在床上的我老父：“大舅，你还认识我吗？”我老父摇摇头。她提高嗓门说：“大舅，我是覃家庄上的覃桂英啊！”我父亲还是摇头。她又说：“大舅，我是二梅啊，我姐姐叫大梅啊！”我父亲直着眼不吭声。我姐姐大声说：“覃家庄俺姑的侄女，‘高参’！”
我父亲笑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高参’……知道，太有名了……了不起……”
父亲的脸上好久没见到笑容了，也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我的心里感到欣慰，因“高参”号啕而来带给我们的不快也随之消散。
“俺大舅真幽默。”“高参”道。
“坐下吧。”我父亲说。
坐在我对面的堂弟慌忙站起来，把凳子让给“高参”。我也恭恭敬敬地为她倒了一杯茶。她呷了一口茶，摸出一盒细支中华烟，问：“不介意我抽烟吧？”我大姐道：“‘高参’，你还是别抽了，俺大咳嗽。”她将烟装到口袋里，道：“也是，尽管抽烟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我的人权要建立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基础上才可以实施。”我诧异地看着这位出语不凡的胖大妇人，一时找不到要说的话，想说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又觉得不妥当，便生生地咽了下去。我姐姐看出了我的尴尬，便道：“你可不知道‘高参’有多厉害，胶东半岛都有名的人物。”
我堂弟道：“岂止是胶东半岛，全中国都有名呢！”
“姐，弟，你们就别讽刺我了。”“高参”嘴里这样说，但她的神情却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跟表哥这样的大作家比，我算什么？草民一枚！”
“您老人家可不是‘草民一枚’，”堂弟说，“您是著名‘公知’，策划大师！”
“什么‘公鸡’‘母鸡’‘大师’‘小师’，”她说，“我不过是一个为弱小者争利益，为受迫害者鸣不平，为创造和谐、公正、民主的乡村社会而不计报酬、不遗余力的乡村知识分子。”
她的话让我震惊。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二年级上学期，我与她共同使用一张桌子。因为她是我姑的侄女，也算是沾亲带故，所以我们俩相处得还算友好，我记得她爱好画小孩，无论是上语文课还是算术课，她都在偷偷地画小孩。她的所有课本的空白处都画着大大小小的小孩，她画的小孩都是大头细脖招风耳，看上去很有趣。她小学之后又混过两年农业中学，我之所以说“混”，是因为那时的农业中学没有什么文化课，基本上以干活为主。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不算低，但放在眼下，那就跟文盲差不多了。最近几年我有很多时间待在故乡，发现我当初那些小学同学，一个个都变得妙语连珠，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其见识与境界都不逊于大学教授。而当年我所熟悉的那种见了公社干部就吓得不敢大声说话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在一次关于新农村文学的研讨会上，我说新农村之所以新，当然包括新房子、新街道、新家具、新食品、新品种、新的耕作方式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新人，二十岁三十岁的农村青年是新人，像我们这些“50后”，经历过人民公社大集体劳动的一代人，实际上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农民也都成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了网络大海里的游鱼。他们使用着网络，也创造着网络，他们在网络上扮演着与自己的身份大相径庭的角色，他们像鱼虾一样在网络海洋里寻找着自己的食物，有时候也能扑腾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高参”的手机响了一声，她迅速地将一款老旧的“华为”从宽大的黑色半大衣口袋里摸出来，点开，手机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覃姐，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平度有一个客户想见你，有空的话就去赵志餐馆，我订个包间。”她按着手机留言，骂道：“去你娘的，我正要找你算账呢，你说俺大舅‘老’了，我现在就在俺大舅身边，俺大舅精神好着呢，刚刚吃了半只烧鸡还喝了二两茅台！你这个造谣分子，我饶不了你！”她将手机装进口袋，说：“这个‘花脖子’，睁着眼说瞎话，他给我发微信说，您大舅‘老’了，你快去看看吧！我一听，脑袋里轰的一声，眼睛里冒了一阵金花，急急忙忙地就赶来了……”她探身问我父亲，“大舅，你不生我的气吧？都是‘花脖子’这个杂种造谣！”我父亲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谁是‘花脖子’？”我问。
“‘花脖子’是你小说《黄玉米》里的土匪啊，表哥，”她说，“被‘别光腚’那小子注册成了他的微信名。”
“谁是‘别光腚’？”我又问。
“别叔宝的三儿子，别广庭。”我堂弟说。
“小名叫‘铁柱’那个，”我大姐道，“你当兵那年六月生的，他大哥叫金柱，他二哥叫银柱。”
我算了一下，感叹道：“怪不得老了，我当兵走那年生的小孩都四十五岁了。”
我堂弟道：“‘别光腚’当爷爷都当了三年了。”
这时，“高参”口袋里的两个手机同时响了。她摸出了刚才摸出过的那款旧“华为”，又摸出一款新“苹果”。她看了一眼苹果手机，嘟哝了一句，又看华为手机，揿响，还是那位“花脖子”的声音：“覃姐，你可别怨我，我是听‘九儿他爹’说的。他说你大舅可能‘老’了，因为他从村委的监控器上看到莫言回来了……您看看，您看看，表哥，这年头……”
我吃了一惊，道：“村子里还有摄像头？太厉害了！”
“高参”道：“所以，表哥，得网络者得天下，失网络者失天下；得网络者得民心，失网络者失民心。我们要做网络的主人，不做网络的奴隶。所以，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所以，可以利用网络伸张正义，也可以利用网络冤杀好人；可以利用网络消费，也可以利用网络赚钱……总之，网络能把人变成鬼，也能把鬼变成人，当然也可以把人变成神……叫喊了几十年的‘缩小三大差别’，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刚兴起互联网时那句‘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话现在基本上还适用。总之，表哥，自从有了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才真正地过上了人的生活……”
“佩服，覃桂英，不，‘高参’，”我说，“我枉在北京待着，但实际上孤陋寡闻，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表哥，我和我的网友们，都是你的铁杆粉丝，你可以去你的‘吧’里看看，看看我们是怎样挺着你、护着你，为你与那些喷子们打架的。”
“谢谢，老同学，我真的落伍了，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你与你朋友新近开那个‘两块砖’公号我已关注了。太保守了，表哥，你们根本不熟悉网络的运作规律，折腾了大半年，才几千个粉丝，如果交给我给你们经营，三个月，我不给你顺来一百万粉，我就不姓覃了。”
“你早就不姓覃了，”我堂弟说，“你姓高叫‘高参’。”
“姓高也没什么不好，俺姥娘家不也姓高吗？”
“我很想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能给我们吸来一百万粉丝。”我说。
“哎哟表哥，这事可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这么着，”她摸出两块手机，道，“加个微信，过几天咱们坐下来细聊。”
“你扫我吧。”我说。
“我把自己推给你好几次请你加我，你都不理我，”她白了我一眼，然后用两块手机先后扫了我的二维码，说，“你得确认我，‘高参’和‘猪大自肥’。”
“‘猪大自肥’，这名字真好！”我说。
“我还有三个名字呢，一个是‘孩子哭了给他娘’，一个是‘奶胖不算胖’，还有一个是‘梅开二度’。”
“你有五个手机？”我惊讶地问。
“平度的‘老丈人的青鱼’有十二块手机呢。”她说，“我还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叫‘红唇’，一个叫‘绿嘴’，表哥你得空关注一下。”她俯身向我父亲，说，“大舅，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俗谚道‘一个谣言，增寿十年’，大舅，你要树立信心，不要老觉得自己老了，该死了，没那事，这美好的生活，大好的时光，怎么能舍得死？现在咱们县的平均寿命已经到了八十四岁，百岁老人有一百多个，就您这身板，一定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六世同堂！”
她走后，我父亲悄声对我说：“千万小心她啊……”
我说：“大，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每到夏末秋初，高密东北乡便阴雨连绵，有时连续半个月不见太阳。我当年初读拉美作家的作品，感觉到他们小说中描写的阴雨天气与我记忆中的故乡十分相似。那么多的雨，大雨、中雨、小雨、雷阵雨、夹带冰雹的雨，有时候还有夹带着鱼虾的雨，下个不停，不停地下，庄稼地里积水数尺，河道中洪水滔滔，经常决堤，危及人命和畜命。那时候我们每年只有一季收成，那就是在深秋洪水消退时，拿着木棍在淤满黄泥的土地上点种小麦。牲畜下不了地，犁耙都没有用，只能用这样原始的方法点种。只要能够点种上，第二年初夏便会有小麦的丰收。可惜的是，总有很多的土地在播种小麦的季节里还汪着深深的水，只能等待第二年开春后种高粱。高粱是高秆作物，一般情况是涝不死的，但在洪水最大的那几年里，高粱也被沤烂了。当时，人们不知道气候有周期，以为这地方永远就这样了，据说县里有人曾向上级报过提案，希望能将高密东北乡几十个村庄的人，移到高密西南部丘陵地带。但人是奇怪的动物，明知这地方无法生存，也不愿意离开，还说什么“生处不嫌地面苦，穷死饿死不离乡”。这时，我们公社一位在江南当过兵的副书记突发奇想，向公社书记提议：地里有这么多水，为什么不种水稻呢？如果种上了水稻，水害不就变成水利了吗？公社书记也感到，这是个好得不得了的建议，便往县里汇报，县里领导也觉得好，于是，就报到省里，然后由省里有关部门协调，从福建省调来了十几个技术人员，指导我们高密东北乡人民种植水稻。要改变一个地区的耕作习惯，几乎就是一场革命，年纪越大的越反对，年纪越小的越赞同。那时候，我与覃桂英正读着三年级，学校为配合这场旱田改水田的种植革命，组织我们排演节目，到集市上去表演宣传。我们戴着班主任李圣洁老师为我们制作的庄稼面具，我扮演地瓜，王昌扮演玉米，杜茂扮演高粱，覃桂英扮演水稻。我们用地方戏茂腔调唱着沈庆丰老师为我们编的词儿，我唱：我是一个大地瓜，泡水变成豆腐渣。王昌唱：我是一棵老玉米，沱在水里烂成泥。杜茂唱：我是一棵红高粱，泡在水里哭亲娘。覃桂英唱：我是一棵金水稻，泡在水里哈哈笑，我在水里笑，我在水里长，我在水里开花，我在水里结籽。我在水里长成大米，老人爱吃，小孩更爱吃。我们一起唱：最好吃的菜是白菜，最好吃的肉是猪肉，最好吃的米是大米……
为了抢季节，四月下旬，我们小学停了课，帮助农民去插秧。村里给我们一方水田，任我们闹腾。几位社员为我们运来秧苗，并帮我们均匀地投掷到水田里。南方的四月已经很暖和，北方的四月其实还很冷。风刮过来，水田里泛起寒意，大家都犹豫着，不愿脱鞋袜下水。我们的班主任李圣洁老师率先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跳进水田。她扎着两根长及臀尖的大辫子，两条腿白得刺眼，这个细节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记忆犹新。老师率先垂了范，班干部们也都不甘落后，纷纷地脱鞋脱袜，噗噗通通地跳下水田。尽管那个时代贫富差别不大，但家境还是有别。家境好的同学已经换下棉裤，穿上了夹裤和单裤。家境差的同学都还穿着棉裤。单裤挽到膝盖处不费劲，但棉裤挽不到这个高度。那时候三年级的小男孩，没有穿短裤的，如果脱掉棉裤就直接光了屁股。那时的孩子受英雄主义教育，都积极追求进步，都幻想着能有表现自己英雄气概的机会，譬如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王顺就曾先把生产队的草垛点着火，然后又奋不顾身去扑救，结果烧成轻伤，英雄没当成，还差点儿被开除了学籍。既然裤腿挽不到膝盖之上，脱了棉裤又伤风化，于是我们这些穿棉裤的就只能把棉裤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然后噗噗通通地跳下水田。最后，田埂上只剩下扮演过水稻的覃桂英，她上穿花棉袄，下穿一条蓝夹裤，这说明她的家境还是比较好的。我听姑姑说过，覃桂英的父亲，也就是我姑姑的堂小叔子，是一个神枪手，他手持一杆土枪，带着一条猎狗，每年冬天都能打到数百只野兔，当时，每只野兔能卖一块钱，数百只野兔就是数百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除了打兔子，还擅长用铁夹剪，他的铁夹剪每年冬天能夹住数十只黄鼠狼，每张黄鼠狼的皮能卖好几块钱，这又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她穿着一双肥大的条绒布面的自家缝制的鞋子，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李圣洁老师喊道：“覃桂英，下来啊！”覃桂英学习很好，家庭出身也好，她爹能够在冬闲时节持枪打兔子就因为她家是雇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后代如敢持枪打猎早被抓进班房了。她是少先队中队长，学校里挂号的好学生，平时在各项活动中表现都是最积极的，按说她应该第一个跳进水田才对啊——她满脸通红，局促不安地站在田埂上。“下来啊，覃桂英！”李圣洁老师大声喊。李圣洁老师的大声喊叫把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到覃桂英身上，更准确地说是集中到覃桂英脚上。我们第一次发现她的鞋子怎么那么宽大啊，当时，大多数孩子都穿着从供销社买来的胶鞋，因为母亲们都要下地劳动，根本无空一针一线地做鞋子，于是我们就回忆起来，覃桂英从来没穿过胶鞋，她一直穿着自家缝制的鞋子，而且那鞋子的前端是那么样的肥大。她的黑条绒鞋面的前端，还对称地绣着两个红色的蝙蝠图案。这图案更夸张了那鞋子前端的肥大。在老师的催逼和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她慢吞吞地将裤腿挽至膝盖，显露出那两条又细又长的土黄色的腿。裤腿挽起更显出了鞋子的肥大。“脱下你那双绣花鞋，下来！”李圣洁老师不无讥讽地说。在那年代里，“绣花鞋”可不是一个好词，这个词几乎是与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少奶奶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都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但最终，覃桂英也没脱下她的“绣花鞋”，她哭着，高高地挽着裤腿，裸露着两条土黄色的麻秆腿，穿着肥大的绣花鞋，跳进了水田。当时我的脑袋蒙了，我相信我们班的年龄小的同学都蒙了，也许那几个年龄大的同学猜出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老师李圣洁，这个当时在村民们眼里如同天仙一样的大辫子姑娘其实也没猜出其中的原因，而且她还以为这是覃桂英对她的反抗。她此前已跟福建来的技术员学会了插秧的技术，现在她以身示范，教我们这项陌生的劳动。
田里的水冰凉彻骨，淤泥大概有半尺深，淹没了我们这些穿着棉裤下水的裤脚，于是我们在水田的行动就成了真正的拖泥带水。李圣洁老师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捏着两棵秧苗，弯下腰去。她一弯腰，那两条大辫子便垂到水里，仿佛湿漉漉的牛尾巴。她一甩头，那两条大辫子飞起来，落到她的背上，但接着滑到了另一边，飞起的水星泥点落到我们身上脸上。那大辫子又从那边滑下去，像两条黑蛇吸水。甩了几个回合后，她无奈地放下手中的秧苗，用湿漉漉的手把湿漉漉的辫子挽盘在头上，这使得她的脑袋像一大坨肠胃健康的牛屙出的粪。她举起右手的秧苗，说：每穴三至五棵，用食指、中指和拇指捏住，手指先入泥，勿伤秧苗根部……其实她的动作也很笨拙。一群三年级的顽皮孩童，在一个从没插过秧的大辫子老师指导率领下的插秧很快便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水田里泥水四溅。插下的秧苗大半漂浮在水面。有一个女同学大声哭叫起来，因为有一只蚂蟥钻进了她的腿肚子。对，这个哭叫的同学还是覃桂英。这种偶然性并不是叙事者的刻意安排，而是历史事实如此。“你又怎么啦？”李圣洁老师问。“蚂蟥，蚂蟥钻到腿里去了。”覃桂英哭着说。我们围上来看，果然看到一只蚂蟥将半截身体钻到覃桂英左边腿肚子里。李老师是城里人，没见过蚂蟥钻人的事，她伸手欲扯那蚂蟥，我们班年龄最大的谷文雨大叫道：“别拔，一拔就断，拔断后，留在肉里那半截就进了血管，然后便钻到脑子里去了。”听他这么一吆喝，覃桂英更像杀小猪般嚎叫起来。李老师急问：“那怎么办？”谷文雨道：“最好的办法是用热尿滋，或者用鞋底扇。”用热尿滋显然不妥，用鞋底扇比较妥当。谷文雨几步跳出水田，从田埂上那一堆鞋子里捞过一只，又下田来，对准覃桂英的腿肚子扇了一鞋底。啪的一声响，嗷的一声叫，蚂蟥没出来。啪啪几声响，嗷嗷几声叫，蚂蟥掉下来。覃桂英的腿肚子上出现了一个绿豆粒般大的洞，一股黑红的血涌出来。一见血，覃桂英哭得更凶了，好像小命即将报销一样。谷文雨跑到田埂上撕了一把刺儿菜，放到手心里揉烂，然后糊到覃桂英腿上。刺儿菜又名小蓟，是止血良药，我们都知道，但李圣洁老师不知道。她训斥谷文雨：“你弄了些什么？中了毒怎么办？”谷文雨说：“这是中药，《本草纲目》上都写着的！”谷文雨的爷爷是医生，他的话有根据，李老师便不再吭声。此时，覃桂英也嚎累了，腿上的血也止住了。李老师就说：“行了，你上去吧，洗洗脚回家吧。”覃桂英挣扎着往田埂上走，但刚走了两步就又嚎起来，李老师问她又嚎什么，她说鞋子被吸在泥里了。李老师说你也是奇怪了，为什么要穿着鞋子下水田，难道你的脚是三寸金莲？李老师这句讥讽之言，我们这些野孩子似懂非懂，但对覃桂英来说却是字字穿心，李老师将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暂且不提。且说李老师发动谷文雨等人帮着覃桂英从淤泥中抠出鞋子，又将覃桂英扶到田埂上，这时覃桂英沾满了黑泥的双脚犹如两只胖头大黑鱼，那两只断了襻的鞋子，像两只沤烂了的死猫。李老师说谷文雨你帮覃桂英到水渠那边洗洗脚洗洗鞋子，然后送她回家去。但覃桂英打死也不让谷文雨陪她去水渠边洗脚洗鞋，她自己也不洗脚洗鞋，她就那样带着两脚泥，提着两只沉重的大泥鞋哭哭啼啼地走了。走出几百米后，我们看到她坐在了水渠边。李老师还不放心，就吩咐谷文雨去看一下，免得她滑到水渠中发生意外。谷文雨很不情愿地走过去，但我们随即听到了覃桂英的哭声和骂声，是那样激烈，只有猫被踩了尾巴才可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我们看到覃桂英挖着泥巴投掷谷文雨，我们看到谷文雨倒退着、躲闪着，然后大步流星地跑回来。我们看到覃桂英趿拉着鞋子走远，我们看到谷文雨红涨着脸回来，我们听到李圣洁老师责问谷文雨：“你怎么惹了她？！”我们听到谷文雨大声说：
“她两只脚都是六趾！”
三
我就不详说水田插秧之后第二天，喝得醉醺醺的覃桂英之父扛着土枪来学校找李圣洁老师算账的事了。我也不打算细说几年之后覃桂英当了红卫兵的头头，用一把锈钝的破剪刀铰下李老师的双辫子然后拧成一条鞭子抽打李老师面颊的事了。但我永远忘不了覃桂英之父覃老九对着我们学校院子里那棵钻天白杨树开那一枪。覃老九与我姑父是堂兄弟，大排行第九，故人称覃老九。他那一枪震动了我们学校，校长吓得脸色干黄，李老师吓得脸色苍白。覃老九弯腰捡起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只血乎乎的麻雀，扔到李圣洁老师面前，高声大嗓地喊道：“你们到覃家庄访访，我家上溯八辈子都是贫农，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欺负贫农女儿就是欺负革命！”说完他便扬长而去。我尽管可以不说，但我也永远忘不了覃桂英抽打李老师时那凶狠的表情。当时她只有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为什么会那样的毒辣？这事儿至今我还是感到困惑。面对着谷文雨与覃桂英毒打李老师，我们还跟着喊口号，尽管我们都知道插秧那天李老师根本不知道覃桂英脚上有赘趾，如果知道，以她的知识和教养，她绝不会让覃桂英下水。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覃老九持枪闹学校后的那个暑假里，李老师出钱出力，带覃桂英去县人民医院做了矫形手术——李老师的父母都是上海下放来的高级大夫——手术非常成功，手术成功的标志是覃桂英穿着当时女孩子都喜欢穿的那种白球鞋在操场上跳绳。按说李老师已经很好地弥补了她无意中带给覃桂英的心理伤害，甚至她都可以算作覃桂英的恩人，但面对着暴行，我们无人敢言，不敢言也不完全是胆小怕事，而是基于一种巨大的困惑。现在回想起来，谷文雨从覃桂英手里夺过那根辫子扭成的鞭子，抽打着李老师翘起的屁股时，有明显的性侵意识，是十足的流氓行为，而当时学校里那位眼珠泛黄的造反派总头目周玄黄老师，不但不制止，反而领我们喊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李圣洁！打倒资本家的臭小姐李圣洁！许多年后，当我质问谷文雨为什么要那样侮辱李老师时，他红着脸说：都是周玄黄教唆的。许多事可以不写，但李圣洁老师之死必写。就在那次剪辫批斗后不久，李圣洁老师跳进了学校伙房院中的水井。当人们几天后将她从井中捞上来时，她的尸身已泡得发了胀。面对着她的尸身，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周玄黄也手足无措。这些造反派大多数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特征是疯狂，他们的特长是破坏。最终还是被打倒的校长给周玄黄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他向上级报告请公安人员来检验尸体确定死亡性质，二是建议他派人去通知死者的父母。但当时正是党委政府和公检法被砸烂、革命委员会又没成立的混乱时期，周玄黄派一个老师去公社汇报，那老师回来说找不到人汇报。而去县医院找李圣洁父母的那位老师回来说李圣洁的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校长又向周玄黄建议，跟村子里协商一下，把尸首埋了吧。当时村子里的干部也全被打倒，村子里的红卫兵头头是周玄黄的小舅子，姐夫给小舅子下令，小舅子就安排了村子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被打倒的支部书记、大队长等人用苇席将李圣洁老师的尸体卷起来，抬到两县交界处的一块荒地里，挖了一个坑埋掉了。这帮人按照习惯，还给李圣洁老师堆了一个坟头，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他们在坟头前保留了一棵野生的杏树苗，十几年后，那棵杏树已长得有四米多高，由于无遮无拦，枝杈便自由地向四处伸展，生成了一个庞大的树冠，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棵杏树从第三年便开始开花，结杏子，花开得十分美丽，但杏子又涩又酸，无法入口。
我上到五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当时中学已停止招生，覃桂英、谷文雨等人上完六年级也都回了家。后来在小学校旁边建了两排瓦房，成立了一个农业中学，学制两年，谷文雨、覃桂英等人又回来上中学，我也很想去上，但当时学校已由贫下中农管理，而管理中学的贫农代表就是覃桂英的父亲覃老九。覃老九当时与他的堂哥也就是我姑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闹矛盾，城门起火殃及池鱼，我上中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剥夺我上中学的理由是我婶婶的娘家是富农，而我父亲和我叔叔还没有分家。
覃老九虽然是个文盲，但他却成了管理学校的模范。他的阶级觉悟高，看问题能看到根本。县革委曾请他给全县的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们讲话。他说：
“其实也没什么经验，就几句话，那就是，决不能让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读书识字，不但不让他们的儿子孙子读，他们的孙子的孙子也不让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江山不变颜色。”
当时，我每天赶着牛羊从农业中学的窗户外经过，看到我那些昔日的同学在教室里打闹，有时也会看到他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打排球，心里感到很失落。我姐姐安慰我说这样的学上不上都一样，但我心里还是难以排解失学的痛苦。有时候我会牵着牛久久地伫立在操场边上，看着他们追逐打闹。我看到，以学生身份被结合到学校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的覃桂英手拿着一沓稿子在操场边上，边走边背诵。很快她便成了名闻全县的演说家，她的高亢的嗓门，丰富的面部表情，变化多端的手势和肢体动作，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掌声，也为她走上政坛铺平了道路。
我牵着牛羊在操场边上还看到谷文雨在篮球场上的杰出表演，他在中学生里边依然是年龄最大个头最高。我看过中学与邻县中学的一场比赛，谷文雨是主要得分手，他的带球三步上篮潇洒而漂亮，引得女生们一阵欢呼。尤其他的鼻子被对方的后卫一掌扇破后，他表现出的风度和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更让观众赞掌四起。
后来，覃桂英又到公社驻地的高中去上学，中学毕业后就到公社革委会当了勤务员，负责给公社的领导端茶倒水之类的工作，公社成立宣传队后她又成了宣传队的报幕员，谷文雨高中毕业后回了家。我知道他的理想是当兵，但体检时发现他的心脏长在右边。尽管他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来证明他的身体很好而且比那满院子参加体检的青年都好，但最终他还是被淘汰了。征兵的名额太少，而想当兵的身体合格政审合格青年太多，心在左边的已经足够挑拣，何必选一个心在右边的呢？据说这些都不是他落选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负责征兵工作的公社武装部部长，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奇事向前来检查征兵工作的县武装部政委吕森汇报时，那吕森竟然说：心脏生在右边？这不天生是个右派吗？也许吕森政委只是开了一个玩笑，但下边的人听了可就是如雷贯耳，所以在许多年后，谷文雨酒后还会大声叫骂：
“吕森啊，你这个老王八蛋，毁了我的前程。”
谷文雨没当成兵，心情十分低落，这时，大队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吐故纳新运动中发展他入了党，并随即让他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这显然是把他当成了支部书记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当农村干部虽然比不上当国家干部风光，但也比当社员要好很多。有一次在通往公社那条大路上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与骑着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的谷文雨迎面相遇时，我跳下车想与他叙叙同学之情，他却仅仅是含义不明地嗷叫了一声便飞驰而去。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十多年后他为了女儿找工作的事求到我时，尽管我碍于面子没拒绝，但心里感到很别扭。
我堂姐小学时与我同班，后来上农中又与谷文雨、覃桂英同班。到公社驻地上高中时，她又与覃桂英同班，她了解这两个人的所有情况。我堂姐说谷文雨回乡当了支部副书记后曾向在公社当服务员的覃桂英求婚，但遭到了拒绝。我堂姐说覃桂英对她说这事时十分鄙夷地说谷文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说他们两个在小学时就合伙把李圣洁老师欺负得跳了井，他们应该算革命战友啊。我堂姐说公社陈书记看好覃桂英了，早晚会把她转成吃国库粮的干部，一旦转成干部就会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你想想，我堂姐说，人家覃桂英有这么好的前程怎么能看上谷文雨？
我当兵前最后一次见到覃桂英是在公社卫生院的病房里。那是1975年的中秋节前，此时我已经在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我回家背口粮时见母亲躺在炕上痛苦呻吟。我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根木棍，把母亲用绳子揽在木棍上防止她掉下来。我驮着母亲到了公社卫生院，正好遇到了在卫生院当副院长的我同学杨忠义的哥哥杨忠仁。杨忠仁替我母亲诊断了一下，说是急性胆囊炎，需要住院。当时公社卫生院里只有四间病房，三间是普通病房。每个病房里四张病床，一个房间是干部病房，里边有三张病床。普通病房没床位，干部病房暂时无人住。杨忠仁就把我母亲安排在干部病房里，他对我母亲说：
“大婶子，你先在这里住着，如果有干部来住院再想办法。”
我母亲虽然病得沉重，但还是对杨忠仁千恩万谢，并嘱咐我永远不要忘记杨大哥的恩德。
我工作的棉花加工厂距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我向厂里请了假，便过来照顾母亲。一个名叫王寅之的男护士，颇不耐烦地给我母亲挂上吊针，然后怒气冲冲地问：
“谁安排你们住进来的？”
我恭恭敬敬地说是杨副院长。他蔑视地哼了一声，吓得我心惊肉跳。
下午又有一个病号住进了这间病房，生病的人是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员，一个胖乎乎的知青，听口音是青岛人，侍候他的就是覃桂英，这时我才知道她已经是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员。由县一级组织向社村派驻学大寨工作队，是一个全国性的、持续了四年之久的运动。工作队成员由机关干部、工厂工人、知识青年和少数农村户口的青年积极分子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督促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人白天巡回检查，有时也帮社员干点农活，晚上开会演讲。演讲的内容基本上是套话、假话、空话，许多的豪言壮语，许多的四六字排比句，许多的顺口溜。一个社会的败坏总是与文风的败坏相辅相成，浮夸、暴戾的语言必定会演变成弄虚作假、好勇斗狠的社会现实，反过来说也成立。我没有听过覃桂英在学大寨工作队时期的演讲，但她的铁嘴大名在当时的高密县流传甚广。她所在的那个工作队驻扎在窝铺村，窝铺村中有一位在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的张师傅与我很好。当他知道我与覃桂英的同学关系后说：你这位同学绝对是个人才！她讲起话来高声大嗓，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三个小时不重样。演讲时她嘴角上挂着泡沫，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刚一看感觉她有点儿装模作样，听一会儿就觉得她是自然形态。张师傅说尽管听她讲一晚上也记不住她讲了什么，但大家都愿意去听，不，应该是去看她表演。
覃桂英陪同着那青岛口音的工作队员进入病房，我有点儿自惭形秽。因为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我身上沾满了棉绒球儿，头发纠结成团，在原本的其貌不扬基础上又加上了衣衫褴褛。她上下打量了我几眼，问：
“你怎么在这里？”
“俺娘病了。”我说。
她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看了我母亲一眼，然后问：
“怎么啦？”
“急性胆囊炎。”我说。
我母亲睁开眼，问我：
“谁？”
“覃家庄俺姑的侄女。”
“大外甥女啊，越长越俊了。”我母亲说。
听我母亲夸她俊，她显然很高兴，便俯身对我母亲说：
“大妗子，您好好养着，打打吊针就好了。”
我坐在母亲病床前那个摇摇晃晃的小方凳上，看着那位紫红面皮、粗重眉毛的男护士王寅之用近乎谄媚的好态度为那工作队员挂上了吊瓶，然后指着那张空床对覃桂英说：
“覃副组长，晚上您可以睡这张床。”
这时我才知道，覃桂英不但参加了学大寨工作队，而且还当上副组长。
这位男护士临走时又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心中只有怕，不敢恨。我怕他给我母亲打针时使用没消毒的针管，我害怕他在我母亲吊瓶的液体里注入酒精，我怕他把我母亲赶出病房，所以在他恶狠狠地瞪我时，我慌忙地站起来，就差为他下跪鞠躬了。
像我母亲这种生了病多半是拖着熬着靠自身的免疫力而痊愈的人，偶尔用一次抗生素，那效果就格外地显著，只输了两瓶药，她就说好多了，并说肚子有点儿饿了。我回到棉花加工厂，拿着我那个破瓷碗，想去食堂给我母亲打点儿饭。我翻了一下口袋，只有两斤粗粮票和一毛五分钱菜票。我向同宿舍的人借细粮票，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是与我一样从家里背粮来换饭票的农民工，没有细粮票才是正常的，有细粮票是不正常的。有细粮票的是那十几个吃国库粮的正式工人，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向他们借细粮票。无奈何，我只好打了三个窝窝头，一毛钱的炒豆角。我往医院走，心中羞愧无比，为我每月一次花两毛钱去理发，为我与工友凑钱喝酒，为我花两块多钱买一双尼龙袜子，总之，我痛恨自己无能而奢侈，让重病的母亲跟我一起啃窝头。
等我进入病房时，更大的尴尬和羞辱正在等着我。那位工作队的男队员与覃桂英正在吃饭。窗台上摆着一盆鸡汤，床头柜上摆着一盘黄瓜拌烧肉，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辣椒炒猪肝，还有四个冒着热气的雪白的馒头。覃桂英坐在床边，正在专注地给那男队员喂鸡汤。她目不斜视，不看我们。我从内心感谢她这种漠视，因为她的任何一个眼神都会让端着三个冷窝头的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工作队员是青岛自行车厂供销科长的儿子，他父亲帮我们公社党委搞了六张大金鹿自行车票，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所以他住院后，医院领导另眼相看，安排食堂炖只老母鸡、炒几个菜是顺理成章之事。据说他后来又给医院的领导要了两张自行车票，他给没给侍候他的覃桂英弄张自行车票不得而知。
我母亲见我端来了这样的饭，叹息一声，令我无地自容。母亲看出了我的尴尬，说：
“你们厂里这窝头闻起来香喷喷的。”
这时，在附近砖厂当炊事员的我舅家表哥一步闯进来，他是医院杨忠仁副院长的妹夫，一看我母亲手里的窝头，他斥责我道：
“表弟，你怎么能让俺大姑吃这个？大姑，您先别吃，等一会儿，我回去给你弄点儿热乎的。”
我把表弟送到门外，看着他骑着自行车向砖厂飞驰而去。我回去安慰了几句母亲，便走到医院门口等表哥。大约半个小时，表哥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着个饭盒疾驰而来。
吃完了表哥送来的一碗热面条和两个荷包蛋，母亲满脸都是满足的表情。她提着我的乳名叮嘱我，这辈子千万别忘了你表哥。我说：
“永远忘不了。”
这一夜月光很好，病房里没有窗帘，月光照耀得房子里一片通明。母亲时睡时醒，我坐在凳子上，趴伏在床边装睡。那男工作队员原本就是个普通感冒，打完吊针，吃了那么多美食，月光照进屋时，他已经精神抖擞，躁动不安。我越是不想听他说话，他的话声愈是往我耳朵里钻。开始时他还有所顾忌，低声地炫耀着他父亲的权势，他诸多的在青岛的要害部门掌握大权的亲戚，他还有一个姨夫是中国驻南美洲某国大使馆的武官，他的小姨从南美给他家寄来了龙舌兰酒还有魔鬼辣椒，他说那种辣椒之辣无法想象，他说他曾把一根辣椒悄悄地扔进栈桥下的海水中，第二天早晨海面上就浮起了一层肚皮朝天的鱼，人们把这些鱼捞回去煎着吃，吃一口鼻子就往外蹿血……只是他一个人说，覃桂英一声不吭，仿佛病房里没有她的存在，仿佛病房里只有一个滔滔不绝的、云山雾罩的吹牛者。我尽量使自己闭目不见、充耳不闻，但这青年的吹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讲到他用魔鬼辣椒抹了一下野狗的鼻子，那野狗被辣得像野猫一样爬上了十几米高的大树时，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后来，那青年好像说累了，声音低了下来，后来又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实在抵御不了那声音的诱惑，歪头看了一眼，发现他们俩已经摞在了一张床上……
第二天上午，王寅之横眉立目地对我说：
“上午公社领导的家属要来住院，你们马上把病床腾出来！”
“吊针不是还没打完吗？”我问。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必须马上把床腾出来。”他说。
我去办公室找杨忠仁，希望他能说说情容许我母亲把吊针打完，但杨忠仁低声对我说：
“兄弟，我刚挨了书记一顿批，嫌我违反规定把大婶子安排进干部病房。”